伦理学

无论伦理道德发展还是伦理学研究，都必须以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为基础：中国不仅是礼义之邦，而且是伦理学故乡。“礼义之邦”隐喻伦理道德与中华文明形态的关系，或伦理道德的文明史意义；“伦理学故乡”既是伦理学在文明对话中的学术自信，更是伦理学在现代文明进程中的学术使命。

“礼义之邦”不同于“礼仪之邦”。“礼”是伦理实体的中国话语，“义”是道德生活的中国表达，“礼义之邦”即伦理道德之邦。对于伦理道德与中华文明形态的关系，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曾以三个命题体系化表达：其一，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揭示伦理对于中华文明的本位地位；其二，“以伦理组织社会”，伦理是社会的组织方式与结构原理，揭示伦理与中国“国家”文明形态的关系；其三，“伦理有宗教之用”，“以道德代宗教”，揭示伦理道德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的顶层设计意义。

“礼义之邦”的中华文明在伦理道德方面为人类作出了三大突出贡献：一是造就了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伦理道德范型，如“五伦四德”，使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绝，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并发展至今的文明；二是创造了一种特殊的文明类型，这就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以“国家”文明和“有伦理，不宗教”为“中国气派”的伦理型文化和伦理型文明；三是创造了一种文明观和世界观，即以伦理看待文明，以伦理看待世界，从“天下”情怀、“大同”理想、和平发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这种文明观和世界观的基因表达与文化传承。

由此，无论伦理道德发展还是伦理学研究，都必须走出一种理念误区——将伦理道德只局限于“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推进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的发展，是所有文化传统和文明体系中伦理道德的共同文化功能；然而在中华文明中，伦理道德承载着特殊的文化使命——缔造文明形态，传承和创新中华文明基因，由此使中华民族以一种独特气派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为人类文明作出不可替代的“中华贡献”。伦理学研究必须突破“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的狭窄定位，在文明形态和文明史的意义上，理解和定位伦理道德的“中华意义”和伦理学的文明使命。

“伦理学故乡”是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和未来的大视野下，关于中国伦理学的文化意识，也是人类文明图像中的历史事实。梁漱溟曾提出著名的关于世界文明体系中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的三大文化路向说。他认为中国文化由于圣人的指引，越过人与自然关系的自然过程，走上伦理道德的道路，从而成为早熟的文化。其实，中华民族在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中就缔造和编辑了伦理型文化的基因，并在文明进展中，薪火相传地以伦理道德的宏大高远的理论谋划和实践建构为中华文明提供理论指引和实践探索。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不仅建构了最为成熟的伦理学理论，而且五千年来不断与时俱进，使之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顶层设计。在文明对话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伦理学故乡”是学术自信，也是学术使命的自觉，伦理学必须承担起为中华文明缔造新的“中国气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作出新的“中国贡献”的学术使命。

基于“礼义之邦”与“伦理学故乡”的文化认同，现代伦理学的理论探索与体系建构，必须通过优秀伦理道德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国优秀伦理学传统相结合，以开放的学术胸襟进行文明对话，在吸收伦理学理论的合理内核基础上，摆脱西方依赖，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中国伦理学理论的重要传统，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

孔子的《论语》与老子的《道德经》同时诞生；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到孟子的“五伦四德”，再到“三纲五常”，演绎的都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关于伦理道德发展的调查表明，现代伦理道德发展和伦理学的中国理论的建构，必须破解三大前沿性问题：“是中国”“成伦理”“有精神”。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伦理学引进了许多西方理论，这对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深远影响。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它遵循“移植”规律。“中国伦理学”和“中国数学”不同。“中国数学”也许是数学在中国的发展，而“中国伦理学”一定是从中华文明的深处走来，在中华民族的生命中长出来的伦理道德精神及其伦理学理论，是“中国人的”伦理学，而不是所谓普世伦理学，更不是西方伦理学“在中国的”演绎。中国伦理学不仅面向“中国问题”，造就中华伦理精神，并且传承中华伦理基因，建构现代伦理学的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

现代中国伦理学受西方影响的最明显表征，是不仅以道德作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而且道德几乎成为伦理学的主要甚至唯一内容，“伦理学无伦理”成为普遍现象，这就是黑格尔所批评的“完全限于道德这一概念，致使伦理的观点完全不能成立”的“康德问题”。伦理学“无伦理”但又冠名为“伦理学”，表征古今中西激荡中的文化症结与学术悖论，既认同“伦理学”的中国传统，又失却其“伦理学”的学术关切和理论内核。这就产生一种学术风险，“伦理学”成为空洞的话语躯壳，“伦理学”成为“道德学”。

现代伦理学受西方影响的另一重要表征，是以“理性”僭越“精神”。伦理的本性是精神，也以精神为哲学条件，因为伦理是“单一物”与“普遍物”（或个体性与实体性）的统一。精神是一种典型的中国话语，是伦理学的中国话语。王阳明以“良知说”作为其体系的核心和标志性话语，他以“精神”诠释“良知”，认为良知就是一种精气神。陆九渊心学体系的最后结论就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受西方理性主义影响，现代伦理学将伦理道德归之于理性，伦理学研究及其理论体系中的一种明显景象是：理性的玉兔东升，精神的金乌西坠。于是，伦理道德与伦理学成为康德式的“实践理性”。

根据“礼义之邦”与“伦理学故乡”的两大文化认同，以及“是中国”“成伦理”“有精神”的三大前沿问题，本教材试图对中国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建构作出探索，即建构一种由“伦理世界与伦理精神”“道德世界与道德世界观”“生活世界与至善”构成的辩证发展的理论体系，简要地说，是“伦理—道德—至善（伦理与道德统一）”的理论体系。

“伦理世界”是伦理实体的世界，是“家庭—社会—国家—世界—自然”的诸伦理实体和伦理精神的体系，其要义是以“学会伦理地思考”回应和解决“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

“道德世界”的要义是道德主体的建构，其主题是道德主体和道德世界观，它在中国传统与西方传统、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对话互动的基础上，将道德主体的生成逻辑与前沿性道德问题相结合，形成“心性与道德—义务与权利—规范与美德—选择与评价—道德主体与道德自由”的道德主体与道德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从心性论的中国传统出发，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其要义是回应和解决“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

“生活世界与至善”以伦理与道德、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辩证互动，建构“好的生活”，着力探讨三大关系：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个体德性与社会公正的关系、至善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其要义是“好的生活高于生活本身”。

绪论阐释伦理道德尤其是中国伦理道德的文明史意义，在文明史尤其是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宏大视野下展开伦理学的思考。结语以“伦理学与人类未来”为主题，直面人类文明面临的严峻挑战，如文明冲突、新兴科技的颠覆性发展等，确立伦理学的文明使命，唤起伦理学研究与学习的庄严的使命感。

这本教材的呈现方式是一种比较详细的要点式课纲，它是一年多来编写组全体同仁艰辛探索的结晶。在接到编写任务后，我们迅速组织团队，首先对国内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作了系统的检索，然后在东南大学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对各自检索的教材进行学术分析，根据教育部要求进行新教材的谋划。在此基础上，我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体系框架，对每一章、每一节、每一部分的主题、要点逐一阐释。经过三四次讨论，我在吸收大家的意见后又对体系框架进行了重大修改，于2024年2月由各位同仁分工写作。6月，教育部决定更新教材写作的思路，确定了以原理点或思想要点为呈现方式的课纲式体裁。全体同仁集中假期时间，于酷暑中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个初稿。时间紧、任务重、变化快、要求严，所有参加撰写的同仁都付出了艰辛努力；学术委员会的同仁都是资深专家，其中有些专家虽然没参与编写，但从一开始的讨论到写作提纲的修订，都贡献了宝贵的学术智慧；庞俊来教授担任我的学术助手，从组织到运行过程都承担了相关学术文件的修改等大量工作；我的博士生蔡唯作为团队的学术秘书，极富热忱、高效地完成了大量沟通工作和相关文件的起草；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管理团队同仁积极地组织敦促；高教社的同仁给予各种支持。在此，我代表课题组表示由衷的感谢。

“要点”式的课纲最怕走入过于“碎片化”的误区。教育尤其是以一流人才培养为目标的教育要致力于完整的知识体系、素质体系、人格体系的建构。这是一种新体裁，也是一种新挑战，我们将在探索中不断完善。

我们希望本书的编写是伦理学学者传承文明、承担新的文化使命的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将继续努力！